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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8] 激情之旅:自我的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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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现场表演是最早被置于重炮轰击之下的摇滚现象之一。1955年3月,美国康涅
狄格州纽黑文市的几个年轻人在一场摇滚音乐会后发生了争吵,其中几人后来被拘留。
此事成为以"秩序"的名义向摇滚开战的滥觞。当地警方的一名负责人就此宣布:"在快
速摇滚节奏中,青少年们会完全变成疯子。"
  1956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将纽约的一场摇滚音乐会描述成一场狂乱,从此之
后,摇滚行当所遭到的最猛烈的攻击不再是其"淫猥的歌词",而是频频举行并越来越走
红的现场演出。
  1956年3月,"骚乱"在麻省理工学院升级。一共有3000人花费了各自的10美元参加
一场摇滚乐会,这帮年轻哥们都以为可以彻夜共舞,但演出场地却过于狭窄,听众随着
节目的进行离舞台越来越近,在场的7个警察害怕出事,要求将节目减半。组织者照办
之后,听众愤而掀翻了几张桌子,20名警察飞奔而至。9分钟的骚乱换来的是全美国对
摇滚又一场大攻势。
  然而,"秩序"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者却是全世界第一部摇滚电影--《昼夜摇滚》。这
部1956年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摄制的片子只有极少的情节,比尔·哈利、"替星"、"本
垒"、艾伦·弗雷德则在片中轮番上场,或唱或侃,76分钟的短短时间将摇滚乐现场演
唱会气氛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部片子当年10月在美国上映,多数人只是抱怨其中鼓掌和跺脚的镜头大多。唯一
的例外发生在明尼阿波利斯,那儿的一帮年轻人在看完电影之后过于激动,在影院之外
脱衣起舞并打破了几家商店的玻璃,警察闻风而动将其驱散。从总体上说,美国人似乎
是安静地接受了它。
  然而,在保守主义的故乡英国,《昼夜摇滚》使得英国佬昼夜难以安宁。这部电影
在英伦三岛引发了无数场"骚乱",使难以计数的人遭到拘捕。从来不曾见识过摇滚乐现
场演出架势的英国青年对该片趋之若骛并为之疯狂。
  伦敦是疯狂之飙的第一站。在当地的一家影院,银幕上刚刚响起第一首歌,观众便
开始扭动身体。几个把银幕上的歌声称作"乱吼一气"的警察试图让观众安静下来,有两
个年轻人却大加嘲笑。这两名青年成了最早被拘捕的人。在伦敦西区的一家影院,100
多人因为随着片中音乐起舞而被逐出影院,于是他们在街上大喊大叫,警察赶到之后,
数人被罚款。
  "骚乱"在四处蔓延。在曼彻斯特,50名在影院中起舞的年轻人被警察拘留,电影中
途停止放映,其他上映该片的城市也出现了类似情形,以至于女王伊莉莎白也震惊不
已,她专门让人将拷贝送到她在苏格兰的庄园加以"研究"。
  布莱克浦市政当局被各地有关"骚乱"的报道吓懵了,他们成了第一个禁映该片的城
市。随后,普雷斯顿、伯明翰、利物浦、贝尔法斯特、布雷斯托等地先后发布禁令禁映
《昼夜摇滚》。
  稍微安宁的摇滚世界再一次动荡不平是在两年之后。1958年5月3日,艾伦·弗雷德
主持的"响亮节拍"巡回演唱会在波士顿剧场开始第一场操练,5000名观众齐聚一堂,20
位警察坐阵监督。唱到精采之处,但见数十青年扭动起舞,另一些则往座位上站。警察
于是大开全场灯火试图阻止这一行为,弗雷德则不满地在台上说道:"看来波士顿的警
察是不想让孩子们乐一乐了。"场内令人扫兴,场外更令人沮丧:一共有15个人在附近
遭到小流氓的洗劫和殴打。虽然波士顿剧场一带是远近闻名的是非之地,类似事情时有
发生,但此次事件自然被算到了摇滚的头上。对摇滚的怒潮又一次铺天盖地而来。
  两天之后,波士顿市长约翰·海因斯宣布,禁止再在公共场合举力、类似音乐会。
效仿者接踵而至,纽约禁止了弗雷德原定于5月6日的演出,纽黑文、纽瓦克也驳回了他
对该地禁演令的上诉。在华盛顿特区也下达禁令之后,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威廉·弗来明
干脆提交了一份"可下达禁令的"乐队及个人的黑名单。
  "秩序"的天然维护者--"权威"们纷纷出马,用形形色色的理论和词汇为禁令辩护,
向摇滚开火。加勒特·伯恩宣布,青年人的"骚乱"在很大程摩上是因为主持人"在其频
率上施放了感情TNT"。精神病医生J·布雷斯兰则认为摇滚乐是"食人部落"的音乐,是
一种"商业病。"
  澳大利亚批评家萨姆·邓恩更是将摇滚称为"卖给学生和青少年的音乐大麻",是"
粗暴、野蛮、充满兽性的",它会使人形成"粗鲁蛮横的感情。" 《纽约时报》则认为在
19世纪的美国也出现过类似摇滚的局面。当时,试图用"复兴大会"将宗教带到新边疆的
作法也曾导致了"大量摇头晃脑、拍拍打打、没完没了、节奏强烈的赞美诗";而像摇滚
这样的"现代疯狂"唯一的不同之处无非是可以用更多的传播媒介和广告手段以更快的速
度在大众中扩散。
  《音乐杂志》则耸人听闻地宣称:西方文明将因摇滚的公然挑战而崩毁,因为这一
音乐是奴隶、文盲和无道德者的音乐,听摇滚乐的青年"显然被丛林节奏推到了无法无
天的境地,或是被极大地煽动起性与暴力的倾向(黑奴就曾经如此);或是将其当做打
破禁忌、无视规矩的借口,它本身就构成了对青少年道德的威胁,刺激他们做出越轨行
为……我们可以断言,每一越轨行为都受到摇滚乐的影响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摇滚依然阔步向前。到60年代,年轻观众们依然成群结队地扰乱"秩序"并让"
权威"们神经紧张,而且他们的队伍愈发壮大、声音更加洪亮、动作更加夸张。在人类
当代史上,只有政治集会和体育活动曾在公共场合会聚起如此巨大的人群,引发如此剧
烈的情绪。
  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观众对摇滚明星的巨大欢呼声响彻云霄,许多人担心屋顶
将会倒塌,一边是越来越多的禁令,一边却是更多的演出,60年代的最后3年,虽然有
18场准备就绪的现场演出被明令禁止,却依然有250万人出席了30场大型露天演出。
  1963年,在"披头士"的格拉斯哥演唱会上,35,000名观众一共损坏了100多张座
椅,其跺脚蹦跳之举更是让整座音乐厅震颤不已。格拉斯哥市财政局长理查·布坎南于
是将摇滚称为"无法容忍的野蛮玩意。"在议员们乱轰轰一阵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格拉
斯哥市的摇滚迷们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不得不到本市之外去过其"现场"瘾。
  "滚石"更是"秩序"和"权威"的大敌。1964年在伦敦温布利体育场s000名观众发生"
骚乱",30名观众被捕。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年轻人们将舞台冲挤得轰然坍塌,而在
新布莱顿有2000人瘫倒在地,50人因斗殴被驱逐出场。在缭绕着《蓝色多瑚河》优雅之
声的乐城维也纳,154名狂热的"滚石"歌迷被当场拘留。在华沙文化宫,少数党政要人
及其子女占据了为数不多的座位,2000名歌迷因此聚集门外,米格·贾格尔过意不去,
向他们免费赠送唱片。这一善举使人群大乱,警察不得不动用了催泪瓦斯和高压水龙以
驱散他们。
  70年代已经进入青年期的摇滚依然因诸如此类的混乱而处于被禁、被打击的境地。
1975年2月,"莱德·泽普林"的波士顿演唱会被该市市长凯文·怀特发令禁演,因为
3000名平均年龄不到14岁的少年的狂热歌迷给市体育馆造成了约3万美元的损失,并使
随后将举行的冰球比赛被迫延期。而在纽约中心公园沃尔曼溜冰场连续举办了9年的"谢
弗音乐节"在该年也被告之另寻宝地,公园负责人称该冰场年久失修,但又称该摇滚音
乐节在过去几年里"造成了数百万美元的生态损失"。哈特福德市也于同年禁止了艾利斯
·库柏的演唱会,因为许多狂热的听众没能买到票而在一座剧场的金属屋顶上打开了一
个大洞以跳到天花板上,造成了数千美元的损失。
  然而,这一切与1979年的辛辛那提悲剧相比都算不上什么重大损失。该年底在辛市
河畔体育场举办的"何许人"演唱会安排在晚上8点开始,该体育场勿须对号入座,先来
者自然可坐好位置。下午两点一刻,体育馆外已经排起了长龙,到6点一刻,8000名持
票者已经在馆外聚集,推推搡搡、磕磕碰碰时有发生,虽然警察建议提前放观众入内,
但体育馆及演唱会的主办人坚持要到7点才开门。于是,在放人的一刻,蜂拥的人群拼
命向中心舞台冲击;8000人的庞大人群却只有一个入口,终于造成了11人惨死的悲剧,
其中4人为成年人,7人为青少年。伤者不计其数。而"何许人"和绝大多数观众直到演出
结束还对此毫无所知。
  虽然事后大多数人认为这一悲剧的发生与座位安排方式和入场时间安排关系更大,
但摇滚却依然难逃其咎。自然,"何许人"随后的演出立即被禁。《纽约时报》则以《摇
滚是否暴力音乐?》为题,巧妙地点出了主题;而约翰·G·富勒则以此为例在他的著
作中称摇滚"可以引发对生活和建设的意愿造成巨大损害的心理和情感变化。"
  直到80年代,人群控制难题依然是摇滚屡屡挨禁的原因。1981年,美国俄亥俄州的
纽瓦克便因此而禁止了拟在该市一家公园举办的演唱会。而在1983年加州迪瓦尔为期三
天的美国音乐节上造成44人受伤,87人被拘留,一人因吸毒而死后,当地一位法官将这
类地方称为"纯粹是动物园"。同年,在黛安娜·罗丝在纽约中央公园的演唱会上,由于
一帮小青年公然抢劫财物而引发了一片混乱,纽约市府决定严禁在此举办类似演唱会。
这一禁令直到1991年保罗·西蒙那场平安的演唱会时才被打破。
  然而,保罗·西蒙演唱会的平安并不意味着90年代的摇滚乐演唱会已经归化为圣诞
夜弥撒。虽然"骚乱"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频繁,但其激烈程度依然不减当年。1992年10
月,当"枪炮玫瑰"、"金属"与"背信"乐队联手进行24城市巡回演唱时,在加拿大的蒙特
利尔市,因"金属"乐队的主唱赫特菲尔特被舞台装饰柱爆炸烧伤而送往医院,"枪炮玫
瑰"主唱阿克斯尔·罗斯情急之下嗓子嘶哑,难以为继,演出匆匆结束。狂热的歌迷将
未能在演唱会上尽情发泄的满腹不满倾泻到了警察和路边的汽车、商店之上。其结果是
10数名观众和3名警察受伤,12人被拘留。摇滚乐又一次陷入了同样疯狂的火网之中,
曾经因粗暴对待"滚石"歌迷而臭名昭著的该市警察更是咬牙切齿,对所有摇滚乐队大加
诅咒。一家地方报纸则干脆将"惹事的"几支乐队称为"四处乱窜、无事生非的半疯"。
  而在90年代初的中国,刚刚起步的摇滚乐队一度被当作"不安定因素"而被迫处于地
下状态:即使在他们偶尔露面的今天,在每一次难得的演唱会上,我们便会看到那些比
一般观众"疯"一点的青年总是会很快受到警告或者干脆被带离现场。可能正因为如此,
中国的摇滚乐演唱会还从未引发过"骚乱"。但任何一个到过崔腔或"唐朝"等乐队演唱现
场的人都会对中国观众也会爆发出那种近乎疯狂的情绪没世难忘。在1990年的"亚运之
光"演唱会上,正是这种并未导致"骚乱"的"疯狂"本身就已经使"唐朝"在出场一次之后
便被禁演(这是几乎每一支中国摇滚乐队都曾有过的经历)。中国人以歌迷的"不过瘾"
为代价成功地维护了演唱会的秩序。但即便如此,对摇滚乐引发"疯狂"表示难以容忍和
理解者依然大有人在,许多人据此而将摇滚乐理解为"飞沙走石、昏天黑地,能使人疯
狂"。1993年初,当美国一支三流乐队"南方派"为北京申办奥运而义演一场时,大大小
小的官员们到场之后"频频含首"自然就成了新闻。由此,在《中国青年报》上,对摇滚
乐作"能使人疯狂"观便成了"一种可笑的偏见"。
  然而,从摇滚乐纷乱的"骚乱"历史而言,那种理解却并不为过,大可不必文过饰
非。"南方派"毕竟代表不了摇滚。值得探究的恰恰是"骚乱"及其压制者拳脚来往之间的
丰富意蕴。在"秩序"的大旗之下跃马压制真正"群众的反叛"的,无非是权威们以理性铁
律攥成的铁拳,而"群众"赖以反叛的基石则是在一切"骚乱"中皆可窥见的集体激情。在
摇滚的"骚乱"及其压制之间,又都隐藏着双方各自未能觉察的悖论。这一悖论可以最简
单地表达为:以自我的发现成就了自找的消亡。
  在世界近代史上,"群众的反叛"催生出的恰恰是被称作"个人主义"的东西。这一点
虽然出乎伯克的意料,但却是托克维尔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对上帝和国王
的摧枯拉朽的一击(起码是对其"合法性"的怀疑),所谓,"自主"从根本上就难以产
生。这就是为什么海耶克坚持真正的个人主义始于洛克的原因之所在。
  然而曾几何时,"自主"变成了"自制"。这首先是因为个人主义并非像中国人常常望
文生义对其所作的理解一样,是个人的为所欲为。事实上,无论对个人主义作出怎样积
极的理解,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必然坚持的最后一道防线便是个人的对等原则,亦即虽然
个人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但这种对个人的尊崇应当被运用于每一个个体;任何对自我
的思考、判断、决策行为妄加干涉和破坏的东西,都是不合理、不道德的,但任何一个
对别的个人妄加干涉和破坏的个体,同样不合理、不道德。而对此作出保障的一是律
法,一是"自制",在此我们看到的是悖论之一:律法和压制本身就是自我的意愿;悖论
之二:"真正的"自我是自制的。
  当洛克断然宣称个人先于社会,社会无非是追求最大利益的个人的契约行为的结果
时,律法还只是抽象的外在物;然而,当卢梭认为由于每个人贡献了同样的份子给社
会,因而社会不会伤害个人时,当康德以律法是个人自由意志的立法者为由,宣称放弃
一切妄动,循规蹈矩才是真正的自由时,我们看到了"自制"观念的最终基础。这种被视
为"深刻"的逻辑推演也是许多自称是"个人主义者"的人也同样热衷于压制和鄙视摇滚乐
一类大众文化、反感其所引发的"疯狂"的最终基础。
  而使更多绅士派人士远离并恼火摇滚的,是落实于每一个人身上的"自制"观念。如
果说在19世纪以前,"理性自我"与"激情自我"的分裂还只是一种空想的话,弗洛依德及
其后继者对人类心灵中黑暗王国的发现则使其成为了"科学"。从黑格尔到荣格,从华滋
华斯到爱默生,从莎士比亚到尤金·奥尼尔,从《公民凯恩》和到《红高粱》,这一两
种自我的思维定势超越了思想纷争和时空界限,成了人类思想中常存的基本事实或假
设。它以人类历史和个人经验中曾经有过的从无知和愚昧中解脱出来的事实为出发点,
认定这种获得解放、学得知识的自我才是"理性的"、"真正的"、"更高层次的"自我,是
"自主的"、"非他人导引的"自我。而那种为情绪冲动所主宰的、疯狂的、激情难以自制
的、相互模仿刺激的自我则被判决为"低层次的"、"不负责任的"、"他人导向的"、"不
真实的"、"疯狂的"自我。由此,深陷于摇滚现场的狂热气氛而不能自拔者,无疑是受
后者的控制而走火入魔,自然应当用"真实自我"格杀勿论。这就是摇滚在引发"骚乱"后
所遭受攻击中,"疯狂"、"无法无天"、"野蛮"等字眼出现频率最高的原因所在。
  然而此一判决和格杀方式远非完善或合理之举。如果说因摇滚而"骚乱"的青年作为
个体的破坏举动勉强可以用此类判决以明了是非,则反摇滚合唱中将此标准从"自我"上
升至摇滚本身,从而宣判摇滚本身的累累罪状,便显然是以主观界定的抽象的更高"自
我"将其他一切"自我"宣判为"低等"、"疯狂"的自我,这恰恰是为"自我解放"而设定的
两种自我观念的异化;它也破坏了作为理性个人主义前提的平等原则,而自觉走上了维
护不平等状况之路。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人类的全部思想史和政治史(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
视"人欲"为"天理"对立物的封建传统国家的历史)都已证明手握权柄或自恃真理在手者
往往(必然?)由此走向专横残暴之路却心安理得。不是吗?教皇可以宣布异教徒们是
被蒙昧掩住了双眼,使自我不幸地远离神的荣耀而沦为"行尸走肉";政客可以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初一十五不一样",因为大众在日常经验中迷失了"自我",只有他才懂得别
的"自我"真正需要的一切;学术权威则可以对背离"真理"走上邪路的叛逆当头棒喝,痛
斥他"丧失理性";"秩序"的代理人自然更可以视引发"骚乱"的摇滚之类为"陷入疯狂"。
尤其让他们舒心的是,当他们以"真正的自我"、"理性"、"秩序"为名痛打、压制、摧残
被判决为"丧失真正自我"者时,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高喊,这一击是为了人类的前途,
那一击是为了社会的安定,而全部的打击则是为了使受打击者找回真理和"真正的自我
",这无疑是父母对儿女的爱,
  1969年12月,在加州奥特蒙特音乐节上,组织者误用了当地恶名昭彰的飞车党徒"
地狱天使"为保安人员,结果造成了杀死观众的可悲事件。"地狱天使"们以"秩序"的名
义对观众凶狠地追杀,其疯狂程度比摇滚观众的狂热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如反摇滚斗士
们猛扑摇滚的疯狂比观众的狂热更加令人胆寒。我们不禁要问,那所谓"真正的自我"和
"自制"何在?这种看似荒诞的情景及其后深藏的悖论,已经在人类的历史上长存了难以
计数的时日,它才是每一个真正的自我应当认清的真相。在一瞥它的惨痛表情之后,人
类应当学会容忍那易被判决为"非真实自我"的一切,或许更进一步,不要轻易使用这种
判决及处罚(说到底,人们迄今未能找到"自制"、不疯狂的自我才是真正人性的充分理
由,否则,他们大可不必制造出如此众多的压制手段来)。破除这一悖论的途径固然要
依赖于社会的不断进步,但回到自我发现的最初,为每一个自我保留足够的自我判断和
行动空间,为各种看似迷途的探索留出余地,暂缓判决,似乎是最为基本和无害的决
策。自然,"骚乱"所带来的暴力本身,即使在最为个人自由张目的罗伯特·诺齐克一类
人看来,也是"最弱意义"的国家有充足道德理由予以直接干预的行为,摇滚作为一种质
具和平文化特质的东西,居然不时成为"骚乱"之源,的确令人感慨系之。而如果我们寻
找这一"骚乱"之后的集体激情之源时,必须面对的是又一个困扰着摇滚的症结:那些以
个人味"为最初理由加入摇滚乐迷队伍者,最后却成为了他人集体情绪的狂热一环。这
虽然并非唯一存在于摇滚中的现象,但唯以摇滚与政治和体育中类似场景最为典型。
  托克维尔曾经细致地观察到,当独立的个人意见不再依赖宗教、传统和权威时,他
就必然会从同类、从公众处检验自己的判断。"于是,相信群众的趋势将会增强,并逐
渐变成支配社会的观点。"而菲立浦·斯拉特则在他那本畅销百万的《追寻孤寂》中撇
下一句"信不信由你,造成众人一致的正是个人主义"之后列出了他不喜欢的这个主义所
造成的对人生而俱来的合群、义务与依赖三种欲望的破坏(反过来又变成了其的更大激
发。)由此,即使是反对诸如摇滚造成的集体骚乱"这类行为的正人君子,所怀的也无
非是像老处女对自已床下的色魔那样的恐惧,因为他们长期处于"自制"形态的内心深藏
着同样的三种欲望。毫无疑问,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摇及类似狂热的基础何在。
  然而,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学生和一个一向谨慎的经理助理为什么同样卷入一场因摇
滚而引发的"骚乱"并毫无愧意,使得探究这类集体性激情究竟源于何处成为必要。
  其实,曾经身陷狂热并参与过"骚乱"一类行为者的心理表明,与其说他们在狂热的
过程中丧失了"理性自我"而受于"激情自我",失却了"自制",倒不如说他们完全没有了
自我。置身在一种往往并非有备而往的狂热气氛中,弃绝自我的冲动可以来自许多不同
的动机,可以是对日常压力的单纯宣泄(这种宣泄常常被称作社会不满的"安全阀";实
际上我们也可以将摇滚或体育"骚乱"视为政治或宗教"骚乱"的"安全阀");可以是对自
我现存状况的鄙弃;可以是潜藏或曾经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过的憎恨;可以是一种在任
何场合都可能爆发的凶残个性……然而无论动机如何,人们常常可以见到的情形是:在
一种集体性的激情中,中国式的"法不责众"观念是普遍存在的。正是在这种情绪之下,
个人责任荡然无存,相反,交出个人判断力和自我约束力成了加入狂欢式气氛必须付出
的代价,个人只有打破文质彬彬或谨慎行事的保护外罩才可能得到集体激情的容纳,也
只有将个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全部无情地砸烂才能使个人有融汇于集体之中的放松感。
反过来,正是这放弃自我者数量的多寡,才决定了集体的大小和集体激情狂热的程度。
由此,集体的疯狂成了个人的疯狂,集体的冒险变成了个人的冒险,集体的"荣耀"也成
了个人的荣耀。即使当某一瞬间出现了冷静的自我意识,他也只会因身为具有强大摧毁
力的团体中的一员而倍感自豪。
  "骚乱"能手--"滚石"灵魂贾格尔就曾经回想过自己为什么会身陷疯狂而又激发疯狂
: "我在台上有一种十分奇特的感觉,我觉得全部的力量都来自于观众,他们想要从生
活中得到些什么,而他们想要从我这儿得到。我常常会把麦克风砸烂,是因为我感到在
台上的我已经不再是一般的我……我需要激发观众,我当然要这样于,我竭尽全力、想
尽办法这样干。"
  贾格尔的自白实际上道出了集体性疯狂的全部机密,包括我们不只从摇滚"骚动"中
所能看到的"表演感"。当一场"骚动"被参与者融汇进表演的激情时,"骚动"本身往往成
为一种自我可以参与其中的戏剧。一方面,现代传播媒介一天天强化着这种感觉,电
视、报纸及广播使一场摇滚"骚乱"、足球"暴动"或一次学生示威成为众人的焦点,往往
会让参与者更有"勇气"投身其中。而如果在行动的当时就意识到表演性质时,其言行往
往会变得更加夸张,一如聚光灯下的话剧演员迥异于他日常的言行。而更可激人疯狂
的,则是人为的鼓动所激发的参与者的内心想象。在五光十色的现场宣传气氛之下,在
相互激励的喝彩声中,如果再加上一两个"不安分"者的鼓动,即使头脑清醒、谨小慎微
者也会被一种"创造历史"的冲动或"抛开一切"的借口所裹挟,在"世界都在注视着"(托
德·吉特林语,他曾经以自己的学运经历为博士论文主题,深入探讨了这种"注视情结
的消极性作用。)的神圣表演感的促使下走向一浪高过一浪的狂潮。
  在"集体"形成之后,伴随着节奏一致的鼓掌和跺脚,抑或是"骚乱"到极至的乱砸乱
扔行为的,是维系"集体"的相互模仿行为和对"集体"行动的服从。观众对在每场摇滚乐
中已成定式的那些手足动作和大呼小叫的相互模仿,一如政治或宗教狂热中对仪式和规
范的遵从,是消失自我使集体强盛的必要步骤。一个在狂热呐喊中手足无措的中年男于
是我们在摇滚乐演唱会常见到的情形(我在"呼吸"的卫华使劲呐喊时见过一个抱着双臂
漠然四顾的40来岁男子,也曾见过在其小孩紧随崔健高喊"一、二、三、四、五、六、
七"时以手托额、焦躁不安,轻摇其头的父亲),他的尴尬源自于他不愿模仿,而模仿
是解决类似尴尬和难以决断难题的易如垂手之举。但模仿同时也造成了"集体"的可塑性
和易变特征,所以当"骚乱"因当时当地的条件而成为可能时,人们根本就来不及判断他
人的行为是否合理。
  从本质上说,一个由失却全部自我组成且由表演感和模仿、服从所联结的"集体"必
定是激情澎湃的,人们不大可能成批地心甘于将自我消融入一种毫无刺激性的死水般的
安宁和平静之中,"集体"中的一致往往需要热情和狂热来支撑,这是许多青少年在需要
正襟危坐的交响音乐会或只能叫一声"好"的戏曲晚会之后大呼"不过瘾"的根本原因。摇
滚乐观众之类的临时"集体"所忠诚的原则与其说源于逻辑原则,不如说源于感动,因而
他们所需要的是以激情的火花短暂地燃烧自己。与政治或宗教运动相比,这种激情持续
得更加短暂,从而也更容易在瞬间走向极端,否则难以迅速聚合力量和形成默契,也难
以震撼整个"集体"和全部成员。正是由于许多歌迷抱着一种迫不急待的心情,抱着一种
唯恐今夜"不过瘾"的心情齐聚一堂,贾格尔一个流里流气的手势、"何许人"猛砸吉它的
举止、迈克·杰克逊挺动下腹的舞姿、以至于中国某个摇滚乐队吉它手情急之下一声"
傻X,你们怎么不站起来呀"的吼声,都可以构成点燃已经四处洋溢的激情炸药的导火
线。至于这种激情转化为疯狂之后将会导致的后果,则由于几乎每个人都自愿地奉献了
自我并被狂热所席卷,早就成为毫无意义的问题了。
  这种狂热本身有无意义不可一概而论,但它绝对应当在它跨向暴力和对他人伤害的
关头立即止步。而达成这种止步的前提似乎正是对它的本质和特征作更深入的理解。解
除这一集体性魔魔的密码同样是在于绝不轻易地交出自我,或者更加坚决地在任何条件
下都不交出自我。当狂热的根源和动因被找寻到时,对它的控制和消除便有了基础;尤
其是促成集体狂热的个体于此有所体会时,狂热本身并不可怕。
  而针对摇滚狂热所发的诅咒,恰恰却未能对这一狂热作更为深入的理解,因此它便
只停留在了仇恨的水平,而仇恨,一如狂热,也恰恰造成了毫无自我可言的大联合;而
惟其因为打着"理性"、"秩序"和"自我"的旗号,它变得比疯狂和"骚乱"本身更为邪恶,
而且丝毫无助于人和社会的健康。不走替人决断一切的极端,也不走放弃自我的极端,
这是"骚乱"与反"骚乱"的残垣断壁为我们昭示的一条看似容易的行事之道。由于它需要
更多的容忍,同时又意味着独自背负选择的压力,它既反对独断专横,又反对犬儒作
风,因而绝不像其表面所示那样可以易如反掌。然而,如同历史上许多心灵都曾面临过
的独断暴政与乱世暴民的抉择一样,凡视其为必选其一的二难抉择者,其实反而容易,
但许多大师也曾失足于此;最难从而也最富挑战性的恰恰是能在其中踏出能用自己的名
字命名的羊肠小道。时代与文明的进步并没有使这种抉择变得更加容易(虽然其性质与
后果似乎不再如从前那样严重),这反而使得我们可以在被大师们完备了诸多规则之后
依然余下的这一空地里作两面受敌或促使两面清醒的努力,以便有一天我们的后代即使
毫无标准操作手册可循,也可以在此类难题面前游刃有余;以便使人类曾经获得过多荣
誉的灵魂真正足以担承从来未曾减少过的艰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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